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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日，广州非遗君行花街途中，

陷入“先有年还是先有花市”的苦苦思索。

仿徨中，忽闻街边一小儿道：

“求学路，任重道远。孜孜向学，方可不罔。”

非遗君恍然大悟——

其实非遗保护之路不也是求学之路吗？

遂阅览群书，与学者共讨，

乃有“非遗说”。

本期学习：

谢中元《论岭南“行花街”年俗及其传承》

摘要：由花卉集市演变而来的“年卅行花街”，又称逛迎春花市，是岭南民众广泛认同的年俗文化。作为以迎春祈福为旨归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迎春花市包括以花为核心的民俗象征物，由牌楼、灯饰、棚架等组成的年俗符号，以及承载基本仪式及集体记忆的商业老街等元素。该习俗已开枝散叶、跨地传播，但在传承中须持守核心文化与传统价值，以避免沦为伪民俗。

关键词：岭南;行花街;非物质文化遗产;传承

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、一个社区或文化群体在历史发展中积淀起来的群体文化精神的显现，是使文化传统和多样性得以继承、保持和发展的根据，也是社会文化群体认同的基础。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见证着广东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，凝聚了整个岭南地区文化精神的深层文化结构的显现形态，而且维系着粤、港、澳三地民众的情感联系。基于此，珠三角地区以城市文化为中心的经济、社会发展一方面具有开放性，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，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。“年卅行花街”，即春节逛“迎春花市”，正是被岭南民众广泛认同的年俗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项民俗经过百余年的嬗变，其存在形态不再原生态，这使它的历史源流及其背后的精神文化机理变得模糊不清，其价值也还未被充分认知，致使人们对其“熟”而不“悉”，不利于后续的保护传承。因此，有必要廓清对它的诸多歧义性认知。

一、行花街：从花卉集市到年俗文化空间

作为岭南花市的代表，广州迎春花市于年6月作为民俗(X)类入选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追本溯源，迎春花市最早因商而生，属于典型的花卉集市，这个胎记与生俱来并伴随其传承发展。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水土丰茂、气候适宜，自秦汉开始就具有以种花为生、贩花为业的传统，赏花成风、用花为俗的典故，簪花为美、爱花成性的传奇，从而生成了言说不尽的草香花韵故事，也构成了行花街年俗的文化情境。

广州花卉种植地之一——芳村

杨永衍《花田晚步》

据现存文献可查，珠三角以花为市的交易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滥觞。唐代诗人张九龄在《春江晚景》云：“薄暮津亭下，馀花满客船。”“津亭”又名“余慕亭”，唐时在广州府兰湖东岸，那时花船往来、鲜花买卖已很频繁。《岭外代答》所载更详：“素馨花，番禺甚多，广右绝少，土人尤贵重。开时旋掇花头，装于他枝。或以竹丝贯之，卖于市，一枝二文，人竞买戴。”[1]这里的“市”就是广州最初的素馨花市。直至明末清初，广州已形成以素馨花为主的固定的常年性花市，芳村的“花圩”和五仙门对岸的“花渡头”尤称代表。“粤中有四市，花市在广州之南，有花地卖花者数十家，市花于城”[2]的事实也被载入史册。

至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花市与除夕开始融合并携手迎春，花市的买卖性功能被“以娱岁华”的喜庆功能所超越。清同治十一年()《壬申续修南海县志》载：“花市在藩署前，灯月交辉，花香袭人，炎敲夜尤称丽景。”“藩署”，即今广州北京路财厅前附近。潘贞敏《佩书斋诗钞·花市歌》云：“粤省藩署前，夜有花市，游人如蚁，至彻旦云。”藩署前花市已十分热闹，宣统年间梁鼎芬修《番禺县续志》对藩署前花市还冠以“岁除尤盛”的描述，花市开始向岁暮花市过渡。藩署前花市经迁移延伸，终形成双门底花市。由广州清代大儒陈澧亲自选取的“菊坡精舍”优秀课卷《菊坡精舍集》中，收有徐澄溥所作《岁暮杂诗》：“双门花市走幢幢，满插箩筐大树秾，道是鼎湖山上采，一苞九个倒悬钟。”徐澄溥是咸丰、同治年间人，而同治帝于-年间在位。该诗不可能晚于同治年间所写，可推知年已有年暮花市。至光绪二十五年(年)，张心泰所拟《粤游小志》则清楚说明：“每届年暮，广州城内双门底，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，如云如霞，大家小户，售供座几，以娱岁华。”从“藩署前”到“双门底”，从“岁除尤盛”到“每届年暮”，除夕花市在常年花市的基础上初具雏形。目前所知最早写除夕花市的诗歌，是清光绪年间天津举人冯向华的《羊城竹枝词》：“羊城世界本花花，更买鲜花度年华。除夕案头齐供奉，香风吹暖到人家。”首次提到了除夕买花过年的习俗。

《广东新语》对花市的记载

民国至建国时期，广州的除夕花市主要是越秀的永汉路花市和西关的桨栏路花市两处，基本局限于摆卖鲜花，二者都是花农自发形成的，以供商户采购与行人欣赏。究其缘由，民国时期商户持迷信观念，认为商业盈亏和花的荣枯关系密切，不惜费重资选购好花，而平民百姓则到花街一走，借此迎新纳福。年，广州拆城墙，辟马路，永汉路花市(中山路口至西湖路口，现北京路)便成为广州固定的除夕花市，此时还有“年宵花市”的指称，不过花市兼具花卉买卖和春节庆典功能。建国以后，迎春花市纳入市政工程，在规模、人气上均有大幅提升，年春节前夕在桨栏路举办的花市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年宵花市，产生了“迎春花市”的概念。年广州首次以“迎春花市”为名在太平路(今人民南路)办起了一个拥有多个档口的花市，牌楼以简易的竹竿搭成，此后过年行花街便成为了独具岭南特色的过年习俗。

花市得以变身为年俗，关键在于与春节除夕的结合。春节使花市凝聚大众，香飘四邻；花市令春节活色生香，平添喜庆。正是除夕与花市的结缘，让行花街、品花香、解花语成为一个年夜狂欢的盛典。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传承，花市早已淡去了鲜花买卖的集市气息，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岭南年俗。

二、岭南行花街年俗文化空间的构成

按照《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》对“文化空间”的定义：“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。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，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。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。”发端于商业老街，又与春节除夕融合，行花街年俗兼具文化空间的地点和时间维度。正如列斐伏尔认为，“空间”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。行花街年俗作为文化空间，并非传统的理学概念，而生成了核心象征、符号、价值观、集体情感与历史记忆等诸多元素，为它们的共时展示及发生交互关系供给背景和条件。

(一)核心象征物

文化空间的核心象征是指“一个社会因其文化独特性表现于某种象征物或意象——通过它可以把握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”[3]。行花街是岭南民众的迎春庆典，寄情于花，借花表意，用花载道，以花为媒，在年俗情境中通过花来讨吉利则是卖花人、买花人心照不宣的约定，因此花属于该年俗的核心象征物。

迎春花市形成了丰富的花意文化，渗透到关于花的细节之中。先说花语，以岭南迎春花市常见的三种花木为例：橘在粤语中与“吉”谐音，所以盆橘寓意大吉大利；而桃与粤语“图”谐音，寓意大展宏图，也蕴含走桃花运之意；水仙应时而开，意味花开富贵。其次说花名，在花市上多“发财树”、“富贵竹”、“金钱树”、“荷包花”、“黄金果”、“仙客来”等花名，均直接关联金钱、富贵，契合岭南人的祈福求利愿望。而“梅”因与倒霉的“霉”同音，被花市拒之门外。再说花色，珠三角花市上红黄二色花卉最为普遍，这两色花卉堆叠在一起，必然消解着花之儒雅和精致，张扬着世俗的艳丽，流溢出坦坦荡荡的尚实重利心理。还有花形，好意头也与花的外观形状息息相关。比如：蝴蝶兰被塑造成“聚宝盆”形状；凤梨以“火炬”为形，预示鸿运当头；富贵竹则被打造成“帆船”造型，兆示一帆风顺。最后是花价，花市上的花价不离“3”、“8”、“9”等吉利数字，与“生”、“发”、“久”谐音，寓意生生猛猛、发财大利、长长久久。所以，行花街赏花买花，少了古典文人品花的清丽儒雅，多了追求大吉大利、平安富贵、财运滚滚的色彩，透露出岭南人一份迎春接福、求财问富的现实情怀。

寓意丰富的花卉

“好意头”的标价

(二)年俗文化符号

迎春花市以花为主，但它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摆花摊、卖鲜花的市场，而是依据一定的装饰原则而打造出来的民俗场域。在迎春花市的民俗符号之中，牌楼是灵魂景观。花市牌楼分主牌楼和副牌楼，一个主牌楼建在繁华路段，副牌楼则设多个。它们横跨路面，是临时性建筑，兼具欢迎、借景、照明的功能，主要在于营造新年气氛。作为一个整体创意，花市牌楼是传统风格与现代工艺的结合，讲究造型别致、雅俗共赏、蕴含丰富。因此花市牌楼常将各类造型元素与符号糅合在一起，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最常用的造型符号是遗留着先民图腾崇拜痕迹的十二生肖，而中国结、福字、灯笼、锣鼓、鞭炮等寓意喜庆吉祥的传统元素，以及五羊、木棉、剪纸、骑楼、西关大屋、祖庙、公仔等地方文化元素也是牌楼常用符号。岭南人务实尚利，重商求财，花市牌楼对金元宝、财神像、古钱币等财富元素也多有征用。置身于开放前沿之地，岭南花市也喜用变型数字、英文字母、网络新语、卡通形象、动漫人物等时尚创意元素。花市牌楼还常引入一些反映国家大事的符号比如奥运火炬、亚运吉祥物，表达对民族盛事的祝福。因此，牌楼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，还彰显时代的主流旋律。

此外，迎春花市上灯饰、棚架也是必不可少的年俗符号。灯饰布置多采取点、线、面和动与静相结合的手法，既考虑主、副牌楼的造型设计，又考虑花市档位、两侧建筑物及花市路段状况。棚架搭建在马路中间，背对背设置两排摊位，档位数量多，每个摊档建四或五层花架，一层一层向上搭建，层层收窄，从侧面看成一梯形，棚架顶全部建篷，用于遮雨和悬挂灯管，花档与花档之间不设分隔，连绵伸展，成一长廊，从高空俯瞰似一条长龙，恰如“十里花棚起卧龙，引来春意万家浓”。

迎春花市牌楼

“行花街，转好运”

(三)商业老街与集体记忆

岭南花市均设在商业旺地，这是“尚实重利”精神的体现。以广州为例，晚清广州最兴旺的花市设于藩署前(今北京路财厅前附近)、双门底(今越秀区北京路、中山路交界处)等人流荟萃、商铺林立的老城区。年广州拆城墙，双门底辟为永汉路大街(现北京路)，花市日趋兴盛，永汉路除夕花市便成为广州最早的固定的年宵花市。民国时期最大的花市则在西关太平门外的桨栏路(今荔湾区光复南路)，因为清末广州的商业大户多在此开设商号，广州著名的十三行以及商业系统中重量级的行业包括钱庄、绸缎、金铺、参茸药材、百货、京果海味、商店酒楼等均在此设店营业。建国后，广州“北京路”一带作为商业中心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，年起广州花市又迁往教育路、西湖路，因此越秀区西湖路花市成为最中心的迎春花市。随着新城区的快速崛起，广州经济文化重心从越秀山——北京路的传统中轴线，移向天河体育中心——珠江新城的新兴中轴线。但不论如何变迁，越秀区北京路作为广州历史上最繁华的商业旺地，承载着广州人的集体记忆，因此成为迎春花市的固定举办地。作为珠三角核心城市，佛山中心花市的选址也随着城市发展的节奏几易其址，先后落户于禅城区升平路、莲花路、福禄路、体育路、普澜二路。8年，中心花市又迁往了新城区文华路。从城北到城南，花街变迁折射了佛山经济发展区域不断南移的走向。而普澜路也被称为“老街市型”花市，寄寓了本土人的深厚感情。

商业老街作为“行花街”年俗的常办之地，承载着恒定的年俗仪式及背后的年俗心理。民俗类非遗正是依靠稳定一贯的基本仪式持续传承，也生成着民众的文化认同感，因为“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，是通过(或多或少的仪式性的)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。”[4]岭南民众行花街虽缺少宗教信仰底色，但从外在体现为迎春祈福、企盼好运的情感仪式，这可被具体勾勒为“行”(穿越花街)、“挤”(融入人潮)、“赏”(观花赏景)、“买”(引花入室)等行为链。其民俗仪式被赋予“转运”的含义，成为驱霉纳福的形式和手段，因此行花街又称“行大运”。

三、岭南行花街年俗的传承之思考

生长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区域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，积淀了一个地方的价值观念、生存智慧、民族感情、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情趣，彰显着区域生活性格和文化理想。“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，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，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。”[5]行花街年俗承载岭南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，是维系岭南文化认同的一个纽带。文化认同指“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。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、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、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，是文化认同的依据。”[6]这在行花街年俗的跨地传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。

行花街年俗在广东的传播，表现出由中心源头向周边区域渐变的状态。广州、佛山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大城小镇均设花市，参与风气也最盛行。如广州，除越秀区保留西湖和东山两个花市外，其他各区均设一个花市，加上没纳入市政府统一筹划的南沙区、增城市、从化市和荔湾区芳村广州花卉博览园等4个花市，广州的迎春花市已遍地开花。不过以广佛为中心源头，一个城市离广佛核心区越远，其文化认同的特征就越淡，过渡性的状态就越突出。距广州、佛山越近的城市，其迎春花市的数量越密集，迎春花市的内容越相似，迎春花市的历史越古老，反之亦然。花花世界本大同，迎春花市携带着强大的喜气、瑞气和和气，一路开枝散叶，延伸至广东各地乃至外省，甚至美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等国的海外华人聚居地，真正将芳邻远亲连成一片。

粤港澳人已普遍认同“唔(不)行花街唔算过年”的观念。香港人将迎春花市习称“年宵市场”或“年宵花市”，一般分处举办，多设于公园广场、游乐场、运动场等，不占用马路干道，其年宵市场分布于14个地点，其中最大、最热闹的是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，每年从年廿九开始直至除夕结束。而澳门人称逛年宵市场为“行花市”，花市常设于议事亭前地及嘉模墟，此地人流畅旺、花市不辍，同时也是贺年灯饰的观赏胜地。经跨地传播，“行花街”年俗规模越来越大，其历史之悠久、与春节关系之紧密、除夕夜之流行、花语内涵之丰富、年俗风气之普及、花卉品种之多样、参与人数之庞大，已成以花为媒、迎春祈福的全民性民俗，更是岭南文化认同的鲜明表征。

但是，与传统迎春花市相比，一方面花市的规模越来越大，花卉品种也越来越丰富；另一方面，花市的传统韵味有淡化的趋势。其实，社会变迁、经济发达不一定是传统民间文化衰落的助推器，因商而生的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是传统民俗继续传承传播的动力。只是有两点必须注意：一是必须持守行花街年俗的核心象征物，迎春花市虽身披集市外衣，但绝不纯粹是花农卖花、市民买花的商业活动，岭南民众穿行十里花街，旨在以花为媒、迎春祈福，获得嗅觉(花香)、听觉(笑语喧声)、视觉(靓花、彩楼、灯饰)的感性洗礼，这就必须限制非花卉类摊档的数量，以保证年宵花为主角的地位。二是创新不能偏离传统，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对传承定义为：“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、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的条件的变化，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，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，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”。可见，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度创新是基本底线，这需要寻求传统与创新的平衡点，减少在花市上举办各类产品促销、旅游推介、党政宣传等活动，使花市淡化商贸味、党政味，从而强化人们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。

如笔者所述：“在传统与创新间游走也好，在商业与文化中踟蹰也罢，花街是流动的花街、民俗也是发展的民俗。花市在不断演进，拜年习俗代代不同，年宵花种年年翻新，十里花街趋时变奏，但广府人行花街的心理文化内涵从没有变更过——祈福、迎春、祝颂、转运、求财，这个根脉犹如一根红线，把广府大地上数千万的民众串连在一起。”[7]我们要传承的正是这种岭南文化精神，让迎春花市散发岭南地域文化色彩，使其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化的一个活态样本。

参考文献

[1]周去非.岭外代答[M].淳熙五年(年)刻本.

[2]檀萃,凌鱼.番禺县志[M].乾隆三十九年(年)刻本.

[3]关昕.“文化空间: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”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[J].民俗研究,(2):.

[4]保罗.康纳顿.社会如何记忆[M].纳日碧力戈,译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0:40.

[5]贺学君.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[J].江西社会科学,5(2):.

[6]崔新建.文化认同及其根源[J].北京师范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.4(4):.

[7]谢中元,石了英.行花街[M].暨南大学出版社.:.

原载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年第1期

作者简介：谢中元，男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，现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、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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