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

走差

腊月二十九，是个晴天，刮着北风。我跟父亲去半塘走差。

半塘是个位于长江边的小渔村，不久前的一场火灾，使它一时间远近闻名。父亲挎着一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，沿着风渠岸河道边的大路走得很快。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他。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，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，矮下去，乃至完全消失。过不多久，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坂上一寸一寸地变大、变高。

最后，他停在了那个坡顶的大杨树下，抽烟，等我。

道路两侧的沟渠中结着冰碴。在起伏丘陵背阴一面的草窠中，星星点点的积雪尚未融化。四下里看不到什么人。灰灰的鹞鹰一路跟着我，时而扶摇直上，时而仰身停翅在云端。当它急速俯冲向下，掠过我头顶的时候，我能够清晰地看见它那纺锤般漂亮的腹部以及翅膀上的白斑。一眨眼的工夫，它又借着呼啸的北风，翻转急升，在朵朵新棉似的白云之间，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铁屑般小灰点。

父亲是个好脾气的人。我不时停下脚步，望着天上的鹰，他一次也没有催促过我。等我走到跟前，他顺手折下一根杨树枝，帮我刮干净鞋底和鞋帮上的淤泥，然后蹲下身来，捏了捏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得走快点了。一会太阳出来，地上封冻一化，路就烂了。”随后，他忽然冲我眨了眨眼睛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，笑着说，如果我在他脸上亲一口的话，他就让我骑在他肩上走一段。父亲的许诺让我有些吃惊（那时我毕竟已经九岁了），但我还是乐意立刻照办。我跨在他脖子上，双手抱住他的头。有时，我也会淘气地突然蒙住他的双眼。即便在这时，父亲也不会生气。他只是嘿嘿地笑着，装着酒醉一般，跌跌撞撞地在路上扭着秧歌，并威胁我说：“再不放手，我们就要走到池塘里去了。”

在我们当地，父亲对儿子过于亲昵，被认为是一件极不恰当且有悖伦常的事。一般来说，呵斥、殴打或视而不见的沉默不语，是父亲向子女传达爱意的惯例。不过，凡事都有例外。我父亲在村子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，只要不妨碍别人，大伙都会听之任之，乐得眼睁眼闭。这倒也不是说父亲的社会地位有多么尊贵，或者拥有什么任意妄为的特权。村里人不屑于与父亲一般见识，恰恰是因为他长年背着一个令人羞耻的坏名声，似乎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“正常人”。在过去，村里人都叫他“赵呆子”。当我被人亲切地称为“小呆子”之后，父亲则被尊为“大呆子”，或“赵大呆子”。当然，有时候，人们偶尔也会称他为“大仙”——?一半的原因，是父亲“赵云仙”的名字中，有一个“仙”字，至于另一半的原因，我们马上就要谈到。

太阳终于在砖窑高高的烟囱背后露了脸。那熔岩般的火球，微微颤栗着，从窑头赵村的荒树间一点点地浮出来，顷刻间，天地绚丽，万物为之一新。与此同时，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锣鼓声。有一阵子，当“咚咚锵锵”的锣鼓声被肆虐的北风刮得没了声息，我仍能听见村子里传来的鸡鸣。年关将近时，听到锣鼓声，那感觉与平时完全不同。它烘托出了节日的气氛，为本来毫无生气的山川、河流、村舍染上了悦丽之色。我提醒父亲，与我们同属一个大队的窑头赵村也许正在唱花集。父亲想了想，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：“那是大队干部在给各村的军烈属送喜报。快要过年了嘛！”

我知道，所谓的“喜报”，不过是一副春联，外加一封由公社统一印发的慰问信罢了。大队干部们敲锣打鼓，来到军属或烈属的家门口，给他们贴上春联，递上粉红色的慰问信，寒暄片刻，猛敲一通锣鼓，就算完事。年年如此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窑头赵村前的池塘边上突然走出几个人来。他们从齐人高的枯苇丛中一个个地闪了出来，在通往外村的官道上走成了单行。高定邦、高定国兄弟走在最前面。他们一个敲锣，一个打镲。在他们身后，小木匠赵宝明胸前吊着一面大鼓，系着红绸的鼓槌上下翻飞，他打鼓的章法与他做木匠的手艺一样为人称道。宝明身后跟着朱虎平。他是大队救火会的会长——谁都知道，他们家的柴屋里趴着一尊神奇的水龙。据说一旦发生火灾，那老龙就会发出“呜呜”的悲鸣。朱虎平手里倒是有一面小锣，但他并不怎么敲，而是不时转过身去，与身后一个穿红棉袄的姑娘说笑。这个姑娘，我虽有点眼熟，却叫不出她的名字，似乎来自另一个村庄。

落在最后面的那个人，不用说，正是梅芳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中，如果说我曾经深深地记恨过什么人的话，梅芳是唯一的一个。尽管我父亲自作聪明，加快了脚步，但仍然没能避免我们在两条大路的汇合点撞在一处。随着锣鼓声的骤然停歇，传来了高定邦那喑哑而威严的一声断喝：

“大仙！”

我感到父亲的身体猛地哆嗦了两下，马上就站住了。

“大早上不出工，你们父子两个，这是要去哪儿装神弄鬼啊？”还没等高定邦发话，他弟媳梅芳就抢先开了腔。你看，我之所以那么恨梅芳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她的话比茅坑里的屎还要臭。俗话说，新开茅坑三日香，可我从来就没听她说过半句入耳的话。她看人的眼神，就像用刀子在剜你的肉。

父亲的答话一点也不含糊：

“山脚下的驼背老舅，今年八十岁，也是烈属。他是三十夜里生的，今天做九，我们去望望他。”

他的脑子里有的是说不完的瞎话，张口就来。听他这么胡编，就仿佛世界上真有“驼背老舅”这么个人似的。父亲的话，梅芳自然也不会相信。因此，父亲紧接着马上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已经向德正请过假了。”

“你别成天德正长、德正短的，拿了鸡毛当令箭！”梅芳冷冷道。

大概是因为鼻子流血的缘故，高定邦的鼻孔里塞着一团草纸。这使他那张方方的麻子脸更显得凶悍。不过，这一回，他似乎并没有为难父亲的意思。他往前挪了两步，压低了声音，对父亲道：“你身上有没有带烟？”父亲赶紧从衣兜里摸出烟盒和火柴，讨好地笑着，给他递了过去。在高定邦点烟的那工夫，他弟弟高定国在一旁对父亲打趣道：

“昨夜老牛皋犯病了。天不亮我去看他，已经穿好了寿衣，搁在棺材盖子上了。有进去的气，没有出来的气。老哥替他算算，什么时辰归西？”

“高会计说笑了。”父亲不冷不热地支吾了一句，也给他递了一支烟，脸上那副巴结、胆怯的神色略显复杂。与定邦相比，高定国的模样显得斯文清秀一些，白白净净，戴着眼镜。他是我们大队的会计。

“哎，我说大呆子，我们家的那头老母猪，肚子大得拖在了地上，跟你说，连奶头都磨破了。你给算算，来年春上能生多少头小猪？几公几母？”那个穿红棉袄的邻村姑娘，也来凑趣。

她既然称父亲为“大呆子”，说明他们是认识的。她似乎对自己的玩笑话很是得意，笑着捅了一下身边的梅芳。可梅芳铁青着脸，没搭理她。

父亲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。他朝那姑娘看了一眼，谦恭地笑了笑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行啊！你把她老人家的生辰八字报一报，我这就替你算算，来年春上，你们家会添多少小口。”

话音刚落，定邦就笑得喷出一股烟来，连嘴里的槽牙都露出来了。朱虎平、小木匠宝明也都咧着嘴笑。父亲给他们送上烟去，他们都欠身道谢。梅芳的脸上尽是鄙夷和不屑。她没有笑。

虽然我不太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有何出彩之处，但当我看见那个穿红棉袄的姑娘在众人的大笑中窘得红了脸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心里倒也觉得解恨。这说明，父亲这个人，虽说生性温和、怯懦，但面对公然的羞辱，却也并非总是一味忍让。

等到高定邦吸完了烟，这伙送喜报的人再次打起锣鼓，朝魏家墩方向去了。太阳在不知不觉中升到了枯树之巅。化了冻的田间小路油黑油黑的，又酥又软。父亲拉着我的手，自己走在路的正当中，却让我踩着路边的青草走。如果路的一侧有池塘，父亲就把我抱到另一侧。好在这段田塍小路不算太长。我们穿过一块打谷场，绕过磨坊尖尖的山墙之后，又重新踅回到大路上。

我问父亲还有多远，他指了指眼前那条满是车辙的大道，对我说：

“顺着这条大路往前走上二三里，就能望见西厢门的牌楼。过了西厢门，就是东厢门。然后，就会看见一道长长的山墩。山墩中间有一个方方的大洞。穿过大洞，就可以看见一条小河。河对岸有一个乱坟岗，那是这一带有名的狐狸窝。小河上有座石桥，只有一边有栏杆。过了小石桥，沿着河岸往北去，再走上三四里，就能看到半塘村头的那棵大白果树了。那棵树，有六百多年了吧？早就枯死了。听人说，这棵树是东海舰队飞机的识别标，所以不准砍伐。”

“我们能看见狐狸吗？”

“这可说不准。”

“你给算算。”

父亲忽然停下了脚步，回头斜睨了我一眼，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容。他果然扳起手指头，闭上眼睛，表情夸张地算了起来。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用十分肯定的语调对我说：“会看到的。有两只。一只白狐狸，一只红狐狸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这时，父亲突然毫无来由地将我揽入怀中，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口。随后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有点令人费解的话：“办完了今天这件事，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好过多啦！”

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，父亲大清早把我从床上叫起来，赶往十里外的半塘，似乎并不是去给人算命，而是在办一件足以改变他未来命运的大事。

现在，你应该知道了，我父亲是一位算命先生。

我们当地的算命先生，根据其手法和仪轨的不同，可以大致分为四类。第一类最为普遍，算命先生一般是瞎子，或是伪装成瞎子的人。通常，他们依据你所报上的生辰八字，推算你的命理和定数。很多人相信，正是由于双目失明，触发了天眼的开启——他们能“看见”常人看不见的事物。当一个瞎子翻动着满眼的白翳，端坐在你面前，说着瞎话，为你预测未来时，你那颗悬着的心往往会陡然安静下来，对他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信赖感。这是因为，瞎子那特殊的神态（沉思中透出安详和警觉），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位智者。只要你把瞎子和聋子的神态比较一下，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。

第二类算命人，我们通常称为相面先生。他们通过看面相，预知祸福灾祥。这里所说的“相”，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长相之外，还包括骨相。骨相可以看，也可以摸。摸骨者通常是男性，他们服务的对象十有八九都是急于想知道命运底牌的庸常妇女。摸骨算命法容易招人物议，其实并不难理解。我们当地最有名的摸骨师是一位还俗的和尚，名叫吴其麓（他出家时的法号是“惠明”）。他在一九五三年以流氓罪被人民政府判刑八年，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。请他摸过骨的“老鸭子”回忆说，惠明法师替人摸骨时，确实不太规矩，“不该摸的地方，他也乱揉乱捏，弄得人脸热心跳，好不害臊！”吴其麓的最终被捕，可以说是咎由自取。

第三类算命法，可称为“黄雀叼牌”，如今已经失传。算命先生将预先写有“吉凶休咎、富贵穷通”的命牌（一般由竹、木制成）平铺于桌上，然后从鸟笼里取出一只黄雀，交由问卜者放飞。一个人的命运如何，最终取决于黄雀会叼起哪只命牌。实际上，这种算命的方法，不过是“求签”的一个变种。“黄雀叼牌”的失传，据说是因为捕捉和训练黄雀的过程，实在过于费事。

最后一类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灵童扶乩”，在我们那一带较为少见（在整个童年时代，我也只见过两回），这里略过不提。

其实，在我们乡下，所谓的算命先生，也不限于以上四类。如果我们把走村串巷的测字者、龟卜者、阴阳先生、风水师、画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话，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，在我父亲的幼年时代，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乡村环境中。这可以解释，我父亲早年在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货店当学徒，快要满师时，为什么会突然投到一个名叫戴天逵的命相师门下，干起了算命这个行当。

我父亲算命的方式，可以归入第二类。也就是说，既看相，也摸骨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并不怎么忌讳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。在他给我讲述的“睡前故事”中，关于他师父戴天逵的种种灵异传说，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我推测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出于他的虚构，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，从而换取我对他懵懵懂懂的崇拜。

那天上午，在跟随父亲去半塘走差的途中，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：“老牛皋今天到底会不会死？”

本来，父亲尽可以用“也许”“可能”“说不定”一类的字眼来打发我，但这回他好像不屑于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了事。“哦，牛皋！”父亲说，“他已经死过三次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次跟以前也没什么不同。他就是作死。等过完年，你就会看见他好端端地坐在门前，嗑着瓜子，晒太阳。他死不了。”

父亲跟一个在路边拾狗粪的老头打了招呼。两个人隔着一片桑林寒暄了几句。老头显然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话，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，随后感慨道：“有些人看着要死，偏偏死不了。而另一些人，活得好好的，没病没灾，说死就死。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人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就蹬腿翘了辫子，这样的事，我见得太多啦。”

父亲客气地表示同意。

琢磨着老头刚才的那番话，我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个不太健康，甚至有些恶毒的念头。我对父亲说，今天晚上，当我们从半塘回到村里，要是听说梅芳突然蹬腿死掉了，那该多好啊！父亲立刻止住脚步，转过身来，板起面孔，严肃地望着我，轻声问我道：“你就这么恨她？为什么？”

我说我就是恨她，没什么原因。我就是巴望着她忽然死掉，立刻死掉。

父亲愣了半晌，摸了摸我的头，沉默了许久，这才对我说：“其实，她是一个可怜人。这人命不好。”

很多年以后，到了梅芳人生的后半段，当霉运一个接着一个地砸到她头上，让她变成一个人见人怜的干瘪老太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想起父亲当年跟我说过的这句话。唉，人的命运，鬼神不测，谁能说得清呢？

我们穿过山墩下的那座方洞，走上了一边有木栏的石桥。我对父亲的神机妙算产生了很大的疑问。我看见河道对岸的乱坟岗中，一只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正在蒿草丛中快速穿行。狐狸只有一只，与父亲所推算的“两只”大有出入。而且，这只狐狸既不是白色的，也不是红色的，而是浅灰色。它肚子滚圆，毛皮油亮，看上去有点憨痴，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狡狯。它跃上一座坟包，傻傻地、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，像是在思索着什么玄奥的问题，又像是在问我们：

“哟，瞧这父子俩！着急忙慌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

虽说只隔了十里路程，半塘的风光、景物，乃至说话的口音，都与我们村有着很大的不同。低矮的泥墙茅舍隐在一片片竹园之后，数不清的港汊沟湾，将整个村庄分割得七零八碎。村庄和长江的岸堤之间，有一大片亮汪汪的水沼，长满茂密的芦苇、红柳和菖蒲，犹如一面被打碎的巨大镜面，在中午的艳阳之下，泛着银灰色的波光。枯树上的老鸹嘎嘎地叫着。家家户户的房舍，都隐没在竹林的深处，较为显眼的，反倒是屋后用芦柴杆围起的茅缸。我们刚进村，就看到了一个胖婶子从茅缸上露出的大白屁股。

父亲说，到了仲春，等到村里的桃树、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，等到大片的柳树、芦苇和菖蒲都返了青，江鸥、白鹤和苍鹭就会从江边成群结队地飞来，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，那时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。他还说了些别的。比如，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喝茶，就可以看到江边大堤上露出的尖尖帆影。再比如，半夜里躺在床上睡觉，都能听见江里的摇橹声和时而低沉、时而高亢的船工号子。他这么说，无非是想告诉我这个村庄离长江有多么的近，但却在不经意间泄露了一个秘密，让我既惊讶又疑惑。怎么说呢？就好像他曾经在这个村子里住过很久似的。

请我父亲去算命的这户人家，位于村东头的一块高地上。院子里确有一棵老槐树，它高出屋檐的枝丫在北风中瑟瑟抖动，已经快要碰到屋顶发黑的茅草了。大概是担心大风会把屋顶的茅草卷走，上面胡乱压了几块青石板。门上的对联还是旧年的，在日晒雨淋中，褪尽了红色：

四海翻腾云水怒

五洲震荡风雷激

一个穿蓝布褂的妇人，大约四十来岁，坐在槐树下的一张矮凳上纳鞋底。这人窄窄的脸庞，头上挽着一个高高的发髻，脸上黄恹恹的。大概是家里刚死了人的缘故，白布鞋子上缀着一朵红色的绢花。怎么看，这个女人都有些面熟，想了半天，我终于记起来：她似乎和我们村的赵锡光先生沾着点亲，四时八节，她时常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来村里走动。

一看到我们进了院子，她就把麻线飞快地绕在鞋底上，从矮凳上站起身来，笑容还没来得及从脸上退去，就开始抹眼泪。这也难怪。不知是如何冲犯了太岁，在过去短短的一年中，他们家的三个男人先后离世。先是七十来岁的公公无疾而终；然后是她丈夫——他在去江北运米的途中翻了船，尸体在三十里外的沙港被人捞上岸来的时候，已经发了臭；再接着，就轮到了她十九岁的大儿子。关于她儿子的死，有多种说法。即便是我父亲，对于其中的曲折也始终守口如瓶，讳莫如深。这等于说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家的人口陡然减少了一半。这样的事当然不同寻常。

半塘寺的一个瘌痢和尚，被请来算命。他认为问题出在一个名叫春琴的女孩身上：颧骨太高，泪堂太深，嘴唇太薄，腰身太细，仪态太过妖媚。他的结论也有些吓人：这户人家命中注定“不存男丁”。言下之意，最小的儿子恐怕也保不住。“如果是在旧社会，事情倒也好办，”瘌痢和尚卖关子说，“让这个小把戏跟我去庙里做和尚，我保管他无病无灾，寿比彭祖。可如今是新社会，不兴出家的。”妇人一听慌了手脚，跪在地上向他苦苦哀告：“一切但凭师父做主，好歹替我保住这点骨血。”

我们进门的时候，那个被瘌痢和尚目为“灾星”的春琴，正在堂屋的一角摇着纺车。她穿着一件男人的老棉袄（很可能是她父亲留下来的），不时抬头朝我们踅探，目光既胆怯，又充满警惕，带着一丝明显的厌恶和恨意，与她母亲对我们过分的亲昵和热情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妇人端来饭菜，招呼我们上桌。她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豆腐，不住地催我快吃。可我不安地瞅了瞅父亲，坐在那里没动。我之所以迟迟没有下筷，当然不是不饿。我瞥了一眼墙边供桌上袅袅上升的烟柱，又看了看碗中的白米饭（上面隐隐约约落着的几点香灰），颇有点疑心，这碗饭是刚刚从祭奠死人的香案上撤下来的，心里有点忌讳。不过，在父亲严厉目光的敦促下，我不得不横下心来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。

在四仙桌的另一端，坐着一个羸弱的小男孩。大概就是春生。年纪似乎和我差不多大。他拢着袖管，伏在桌子上，面色苍白，看人的眼神泛着虚光，连喘气都有点吃力。他嗓子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，像风箱一样呼呼有声。

为了在父亲算命时把春生支出去，我们刚吃完饭，妇人就把他拽到自己的两腿之间，摸了摸他刚刚剃过的小脑袋，又在他背上抚了两下，柔声细气地对他说：“宝啊，听妈的话，你带小哥哥到外边去玩吧。别去水边，当心温家的狗。”听她这么说，我正求之不得。说实话，在我那样的年纪，置身于这样一个光线暗淡、鬼气森森的屋子里，要说心里一点不害怕，恐怕也不是事实。

在路上，春生告诉我，自从庙里的瘌痢和尚来家看相算命之后，他的名字被改成了文绉绉的“绍祖”，相反，姐姐春琴的名字则被改成了比较俗气的“锁娣”。母亲挨家挨户向村里人通报姐弟俩改名的消息。有事没事，她总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叫着拗口的“绍祖”和俗气的“锁娣”。若遇到有人叫他们原名，母亲则不厌其烦地予以更正。不过，这么做的效果极为有限。村里人叫惯了老名字，一时半会儿是改不过来的。他们仍叫姐弟俩春琴、春生。他们的新名字被母亲一个人独自叫了两个月之后，终于弃用。最直接的原因，正是腊月初五晚上半塘寺的那场大火。瘌痢和尚被大火烧成了焦炭。既然他无法让自己免于一场火灾，他所吹嘘的法术和禳解秘技，自然被证明是无稽之谈。

我猜测，这大概就是我父亲最终被请出山的原因之一吧。

春生本来想带我去江边看船。我们沿着苇丛中的一条小路，没走多远，路就断了。大约两丈长的路面，浸泡在浑浊的江水中。我和春生都穿着棉鞋，根本过不去。我们只好回到村子里，循着猪叫的方向，去了一个名叫温德林的人家，看杀猪。等到那口肥猪被人吹足了气，正要烫毛时，春生忽然说，他受不了那股热烘烘的膻腥味，有点想吐。我们就去了村里的打谷场，和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玩了一会儿陀螺。最后，七转八转，就转到了村前那座被大火烧塌的寺庙前。

据父亲说，半塘这个地名的由来，大概是因为“这个江边的小渔村，有一半都是水塘”的缘故。可是春生的说法略有不同。半塘很有可能是因寺庙而得名——这座寺庙，有一半建造在宽阔的水塘之上。一九七一年八月，为了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五周年，这里举办过轰动一时的游泳比赛。我们村的“小武松”潘乾贵，在一百二十多名游泳好手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第二名。池塘对岸是开阔的麦地。在麦地尽头，隐隐现出一带灰蒙蒙的大村庄。那个地方名叫“竹箦”，虽然近在咫尺，但已经属于丹阳县地界了。

春生说，刚解放那一年，庙里的十多名僧人，一夜之间全都跑光了，庙产连同周围的土地全被没收，只剩瘌痢和尚一个人看门。这座寺庙后来成了大队的蚕房，有时也在那儿开社员大会。失火那天晚上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救火，光是水龙，就来了十八尊。春生由姐姐领着，远远站在高高的船闸上，眼看着天王殿、伽蓝殿和药师殿，一座接着一座被烈焰吞噬，最后，整座寺庙只有东边的山门得以幸存。瘌痢和尚连同被烧死的另外三个人，都被埋葬在寺庙后的一片竹林里。

我知道，半塘寺失火的那天晚上，朱虎平和他心爱的水龙一定也在其中。

我们绕过瓦砾中残存着的矮墙，穿过倒伏的椽子，来到伽蓝殿前被火烧焦的两棵柏树边。“你会不会有点瞌睡？”春生忽然这样问我。

“怎么会呢，天这么冷，怎么会打瞌睡？”

“你闭上眼睛试试。”春生固执地让我在台阶上坐下来，背靠烧焦的树干，笑道，“凡是来到伽蓝殿的人，只要闭上眼睛，马上就会做起梦来。”

我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瞅见他嘴角虚弱的笑容中满含怂恿和期待，就闭上了眼睛。我听见风从树梢上刮过，长江上的汽笛声在很远的地方响起。我听见黄鹂和乳燕在枯树林中啼鸣，那声音脆脆的，碎碎的，使得这个已成废墟的禅林更显阒寂。有两个女人，不知在什么地方高声说话。当然，我也听见了春琴正在呼喊她弟弟的名字。

我睁开眼睛，除了微微有点头晕之外，没觉得有什么异常。

春琴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。她站在山门边上向我们招手，身后是正在西沉的落日。她仍穿着那件男人的老棉袄，腰上随便绑着一条布带。皱巴巴的棉裤明显短了一大截，吊在身上，露出了小腿和脚踝。她的脚上穿着一双脏兮兮的“解放”牌球鞋，也是男人的。或许是父亲在算命时说了什么不太入耳的话，春琴气咻咻的，满面怒容，不太愿意搭理我。她一把拽过春生的手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就领着她弟弟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把我一个人撇在了原地。

回家的路上，天已经黑了。晚上封了冻，四下里寒气逼人。走在硬邦邦的大道上，一路都是冰碴“吱吱嘎嘎”碎裂的声音。我们只花了来时一半的时间，就已经回到了风渠岸的河道边。

我跟父亲提到了春生让我做梦的事。父亲解释说，这座半塘寺，自宋代修建以来，一直香火不断。但这座禅寺真正的奥秘，藏在祈梦的伽蓝殿之中。传说中，每个进庙烧香的人，只要一踏进山门，就会昏昏欲睡。他们由小沙弥领着，来到伽蓝殿，席地而卧，几乎立即就会做起梦来。在梦中，“你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，也能看见未来。一生的吉凶祸福，都在其中。”

父亲说，他在七八岁时，跟着我奶奶第一次去半塘。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末午后。他陪着奶奶，在伽蓝殿的一张草席上睡了一觉，“还真的做了一个梦。”他梦见自己坐在一条小船上，水底也倒映着一条船。岸边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水里也倒映着积雪。天上浮动着白云，水里也倒映着白云。一个尼姑坐在船头，背对着他。他一直看不见她的脸。父亲说，他正是跟着南货店的一个名叫汤四宝的伙计，去曹家渡找人圆梦，才遇见他后来的师傅戴天逵的。我正想问问戴天逵是怎么跟他圆梦的，那个坐在船头的尼姑到底是谁，父亲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来。他有点得意地对我说：

“告诉你一件事，先不要往外说。春琴很快就要嫁到我们村里来了。”

说实话，这次跟父亲去半塘走差，并不怎么令人愉快。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每当我回忆起这天的经历，都会伴随着一种浮荡虚幻之感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不论是春琴家连死三人的诡异灾难，还是半塘寺瓦砾中的断墙残垣，都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。因此，当我跟着父亲走到风渠岸边，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，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，听到村子里那熟悉而温暖的舂米声，看见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一盏油灯，在院子里“喔嘘喔嘘”地叫唤着，正在把母鸡赶入鸡窝，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宁静、踏实和甜蜜吧。

刀笔

每当凌晨，天色将明未明之时，我躺在阁楼的东窗下，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鸣，时常能听见弄堂里传来的开门声。那多半是隔壁的赵锡光，去村头的燕塘边下网捕虾了。我懵懵懂懂地在心里骂一声“讨厌”，随着他的脚步声和可恶的咳嗽声渐渐远去，立刻又重新沉入梦乡。只要燕塘里不结冰，只要不遇上刮风下雨，张网捕虾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。

老福奶奶说，河里的虾都听赵锡光的话，“没准他前世就是一只虾。”

谁说不是呢？夏日的拂晓，他趿拉着木拖，光裸着精瘦精瘦的上身（有时穿一件薄薄的黑色鞣革对襟马夹），手执长长的钩竿，胳膊上挎着几十张纱布竹篾网，在薄雾笼罩的池塘边时隐时现，怎么看，都像是一只成了精的大钢虾。

我们村前的这方水塘，被一道土坝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的部分。上塘是村里人淘米洗菜、挑水做饭的地方；下塘则用来浣洗衣物，宰鸡杀鱼，处理一切不洁之物。这虽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，但到了我记事的年纪，村里的妇女们嫌下塘的码头过于简易窄小，也将衣物拿到上塘来洗。这样一来，下塘反而无人使用，久而久之，水中漂满了绿萍和水浮莲，码头也为青苔和荒草所覆盖。

赵锡光只在上塘下网。他用钩竿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张绑着田鸡肉的虾网沉入水中，就算完事。随后，他哼着小调回到家中，照例是吸鸦片烟，睡回笼觉。等到太阳升得老高，赵锡光才会出来收网。捕来的虾，不论多少，都归他一个人享用。通常是加入姜丝、小葱，用花雕酒拌匀了，隔水蒸熟，中午用来佐酒下饭。赵锡光天生就有一个特别娇贵的胃，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是如此，装不得任何粗粝之物。只要一天不沾鱼腥肉膻，他就会打摆子生病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据说，在饥荒最盛的那个年月中，赵锡光被逼无奈，在村中的祠堂里吃了几天的“龙糠粥”，就忽然生起病来，差一点送掉了老命。在赵锡光卧病竹榻、奄奄待毙之时，他的小脚老婆冯金宝，一路小跑来到了村西的龙英家。那时，龙英刚生下儿子小满。冯金宝好说歹说，让龙英给挤了满满一碗奶端回去，捏住他的鼻子直灌下去，赵锡光这才喘出一口气来。

去年冬天，这个龙英拿着月经带到上塘的水码头来洗，被赵锡光瞅见了，跳起脚来，一顿臭骂。生性胆小的龙英哭着认了错，可就这样，赵锡光还是觉得不解气，一脚将她踹入了水中。她被渔佬柏生救起后，曾发誓赌咒说：“死刀笔！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除非长江倒流，除非秤砣漂在水面上，永生永世，再不理你这老狗日的！”事隔不过一年，她又有了新的说辞：“反正小满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奶水白白挤掉也可惜，等于我多养了一个儿子。”

赵锡光本有两个老婆。临解放前，那位脾气暴躁的原配夫人，不失时机地害了场“瘩背”，一命归西。赵锡光原先住在前后三进的大院宅里，家中田地百余亩，还有两处碾坊，一处油坊。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，善观天象的赵锡光，将碾坊、油坊连同百十亩田地，全都卖给了他“唯一的知己”赵孟舒。到了五二年土改时，只被定了一个中农。至于那位擅长古琴的赵孟舒，其命运说来令人不胜唏嘘。一九五五年盛夏的一天，他在被第一次公开批斗后的当晚，就在蕉雨山房服毒自尽，留下他那貌美如仙的年轻妻子，在村中任人糟践，落得一个“逢人配”的骂名。

对于赵孟舒的死，赵锡光是这样评论的：“我的那位老兄，别的都好，就是神经未免太脆弱了一些。”

因我奶奶的妹妹嫁给了赵锡光的三哥，说起来，我们家与赵锡光还算是沾着一点葭莩之亲。在吸饱了大烟而又无事可干的下午，赵锡光在教他孙子同彬念书的时候，也允许我和堂哥礼平在一旁陪着，多少识几个字。赵锡光有三个儿子。两个小儿子在南京“做大官”，同彬的父亲作为长子，则留在了乡下。那两个被赵锡光称为“国家柱石，等同于朝廷重臣”的儿子，在省城究竟做了多大的官？村里人大多不明究竟。到了一九九一年八月，我在南京与他们见过一面。当时，他们都已退休。一个是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，一个则是重光电子管厂的生产科长。

在我们三个孩子中间，同彬因为是长房嫡孙的缘故，赵锡光对他多有偏爱，自是人之常情。平心而论，同彬机趣颖悟，慧心慧口，确有过人之处，很符合他们家“做人不必穿金戴银，凡事要能触景生情”的庭训。与同彬相比，我的堂哥赵礼平则“根本不是读书的料”，早早被赵先生判定为“呆鹅”和“朽木”，言语之间颇多轻蔑，责罚乃至打骂也是家常便饭。这也难怪，读了半年的书，礼平竟然连“伯乐一过冀北之野，而马群遂空”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都背不周全。我的叔叔是个猪倌，他成天赶着猪郎到处为母猪配种，偶尔也给人劁猪。他劁猪划拉下的猪卵子，都会尽数送给赵锡光下酒。每当婶子给赵先生送去猪卵子时，赵锡光总要似笑非笑地对婶子重复同样的一句话：“礼平这孩子，心术不正啊。他倒不是笨，只是心思没用对地方。”

至于我，赵锡光从来不予置评。不说好，也不说歹，只是喜欢对我翻白眼。每当我遇到不懂的字句，跟着同彬去向先生请教，他老人家总是把我轻轻一推，用一种温和而亲切的口吻对我说：“你嘛，算了吧。”

其实，赵锡光教我们读书写字的时候并不多。大好光阴，多半用来讲史论古，念叨那些令人不胜其烦的陈年旧事。比方说，我们赵姓一脉，原籍山东琅琊，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。永嘉时迁至风光秀丽的江南，择吉地而居。我们的祖先曾出过一个右丞相、六位进士、两任方伯，还有一个武状元。昭明太子在读书之余，常到这一带赏玩山野风光；刘裕起兵时，曾在村后的磨笄山上射下一只金雕；刘备招亲那会儿，他们在甘露寺喝的酒，就是从我们村运过去的；苏东坡在常州卧床不起，还专门请我们村的神医赵龙豹给他诊病；至于乾隆皇帝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他每次下江南，都会在这里驻跸。“就是如今在上海做大官的陈毅，也曾请赵孟舒给他弹过琴呢！”

比起我们村显赫的历史，“窑头赵”那一脉则要穷酸得多。他们是在靖康之乱时，跟着逃难的流民，从河南汝州落荒而来。两个赵家村，虽相隔不远，原本却不是一脉，各有各的来路。

“两个村都姓赵，都叫赵家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为了不至于搞混，我们这个村，如今被人叫做‘儒里赵’，很容易理解是不是？我们村读书人多嘛！”赵锡光忽然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手绢，擤了一下鼻涕，两眼放着精光，定定地看着我们，“而另一个，被称为‘窑头赵’。你们来说说，为什么叫他们‘窑头赵’呢？”

我见礼平眉头紧锁，不敢搭腔，就贸然答道：“是不是因为他们村的人，都喜欢摇头啊？”

“你就算了。”赵锡光瞪了我一眼，冲我摆摆手，随后将目光转向他的孙子，“同彬，你来说。”

同彬说：“不是摇头的摇，而是烧窑的窑。那个村的人原本在河南时就是窑工，到了我们这儿，也只会烧窑。只因村头建了几座砖窑，因此被人称为‘窑头赵’。”

父亲让我跟着赵锡光念书，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他似乎很看不上赵锡光的为人。在我们当地，若论有学问的人，除了死去的赵孟舒之外，恐怕就要算观前村的周蓉曾了。据说，我父亲也曾托人上门说项，想让我跟他读两年书。周蓉曾以“年老衰病”为由委婉拒绝了。此人头顶一块“理学名家”的招牌，衣衫鲜洁，品性端方，解放之前就以遗老自居，闭门谢客，不爱结交俗人。

自从当上农会主任的那天起，赵德正做梦都想办一座学校，但一时半会儿，我们还指望不上——报告一次次打上去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公社一直压着没批。而梅芳他们张罗的农民夜校又过于儿戏。她挨家挨户动员那些目不识丁的妇女去夜校扫盲，也只是教她们唱唱歌而已。但她本人的学识如何，用赵锡光的话来说，“只怕是木偶唱戏，还差口气呢！”

“不是我小看她，你写个‘土’字给她看，没准她还晓得怎么读。”赵先生揶揄道，“可两个土摞一块，她就不知道该念什么了。”

这话传到父亲的耳中，他只是笑。在他看来，赵锡光本是个刀笔，学问其实也很有限，“不信，你明天上课时问问他，要是把三个土搁一块，这字该怎么念？”

我当然没敢去问。

村里人若是在路上遇见赵锡光，照例会客气地尊他一声“赵先生”，可在背地里，大家都称他为“刀笔”。在我们那一带，所谓的刀笔，指的是专门替人做合同、写状纸的一类人，言语间颇多贬损之意。

若不嫌我饶舌啰嗦，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小故事。

临解放前夕，我们村忽然来了一个独臂的中年人，名叫唐文宽。此人虽然衣衫褴褛，不修边幅，却是一个滥好人，见人就鞠躬，说话三分笑。他对自己的过往经历，家居何处（包括他的那条胳膊是怎么丢失的），始终三缄其口。他从赵锡光的一个堂叔手中，买下了村东一处带小院的砖房，在村里落了脚。买房契约当然出自保人赵锡光之手。

唐文宽见房契上明明白白地写有“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上连砖瓦木料，下连地基石墩”之类的套话，就爽快地签字画押，并付清了全部款项。没想到，三个月后，一帮打手找上门来，讨要猪圈和柴屋的钱。猪圈盖在门廊的右门前，柴屋则在后院，两者均未写入契约。唐文宽找来合同，细细看了两遍，只得自认倒霉。他不仅如数偿付了猪圈和柴屋的钱，还请那伙打手吃了一顿山芋粥。这帮打手后来见人就说，唐文宽实在是个“仁厚知礼”的人。不过，此事也导致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：因对赵锡光怀着怨恨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唐文宽都拒绝与赵先生说话。

唐文宽有一个绰号，叫做“老菩萨”。到了夏天的夜晚，村里的孩子们一扔下碗筷，就会往唐文宽的家里跑，坐在他们家的天井里，听他说《封神榜》和《绿牡丹》。他们的父母来找孩子回家睡觉，有时也会倚在门边听一段，听着听着就入了迷。只要村里的小狗摇头摆尾地跟着唐文宽走上一段路，他都会停下来，跟小狗说会儿话。可是，唐文宽从不与赵锡光说话。每当村里有了婚丧嫁娶一类的事，喝酒的时候，总有好事之徒故意将两人往一个桌上凑，然后躲在一旁瞧热闹。

顺便说一句，一九五五年，当赵孟舒服毒自杀后，他那妓女出身的遗孀的归宿，一时成了村里人议论的话题。最后，她出人意料地嫁给了“老菩萨”唐文宽，让人颇觉蹊跷。说“嫁”也许不很确切，因为他们并未办理任何法定的结婚手续，用村里人比较通俗的话来讲，他们只是搬到一块住，“成天日屄捣鬼罢了”。

父亲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。

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码头洗菜，顺便告诉我，父亲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派到青龙山去了，不知去做什么。他说恐怕要很晚才回来，让我有空给圈里的羊喂点草，中午就去婶婶家吃饭。

我刚给羊喂完草，就看见同彬踩着高跷，一颠一颠地走到我们家门口，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，得意地望着我笑。我问他，村里的大人们去青龙山干吗去了？同彬再次让高跷离地，反向腾空，转了半圈，向前打了好几个趔趄，这才算把高跷稳住，“屌毛！差一点摔我一跟头。听说青龙山那边发现了铁矿，要搞什么大会战。我妈和赵会计也去开矿了，我一个人乐得自在。”

同彬所说的赵会计正是他爹赵长生。他以前是大队的会计，去年秋收时偷了一袋小麦回家，被赵德正给免了。会计一职，改由高定国担任。

同彬还说，“老家伙”让我去一趟，马上就去。“谁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？”同彬传了话，就踩着高跷，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往西去了。他说要去祠堂前的大晒场练练后空翻，可刚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山墙边，就摔倒在他们家的茅坑上，溅了一脸的粪。

师娘冯金宝正在门首照壁前晒被褥。我低低地叫了她一声“冯先生”，师娘笑呵呵地应了一声，告诉我赵先生正在杩子上出恭，让我等一会儿再进去。平常，赵锡光不让我们叫她师娘，而要叫她冯先生。称呼女人为先生，听上去多少有点别扭。可赵先生说，师娘原本也读过书，按老规矩，应该叫她先生。我们只能照办。据说，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，也要“先生请”、“娘子请”地谦让半天，互相争着往对方碗里夹菜。可是，据同彬说，两人一旦闹起别扭来，发了急，与村里的愚夫愚妇“一个屌样”。赵先生拍胸打肚，婊子长、婊子短地骂不绝口，而师娘骂起赵先生来，也是一口一个“烂屌芯子”。

赵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绸面印花棉袄，头戴绒线暖帽，端坐在书房的写字桌前，像是正在给什么人写信。他背后的墙上，有一幅《溪山狩猎图》。旁边还挂着一副字，据说是周蓉曾的手笔：

履霜坚冰所由渐

麋鹿早上姑苏台

我们每天上课时，都看着这副字，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倒是先生书桌上的那对乌木镇尺，写有对联一副，读上去通俗易懂：

读古书变化气质

友多闻开拓心胸

书房的北墙，有一扇木格子窗，露出后院的一角。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，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，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。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息着两只白鹭，深黑的枝条上，缠着去年的丝瓜藤，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。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。每年的七八月间，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，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。赵锡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粟，已经很多年了。到了秋末，赵锡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实，用小刀划开桃壳，挤出白白的汁液，用来熬制鸦片膏。

“说吧，腊月二十九这一天，你和你爸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赵锡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，皱着眉，继续写信，头也不抬地对我说。

我忽然记起，父亲曾私下嘱咐我，不要将去半塘走差的事告诉别人，只得胡编了一通瞎话来对付他，“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，今年八十岁，也是个烈属。我们去给他做寿。”

赵锡光没吱声。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，把笔一扔，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嘴角逼出一丝冷笑来，对我说：

“村里人（这时师娘推门进来，先生招呼她：你也过来坐坐），村里人都叫你呆子，对不对？我也差一点被你骗了。你呆吗？”

这句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因为我意识到，在这样的场合，无论我表示肯定或否认，都是极不合适的。

“其实，你一点都不呆。村里人才是呆子。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？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！”先生怒威渐盛，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。

师娘见状，赶紧打圆场说：“你好好说话，可别吓着人家孩子。”

我知道，倘若一味死扛硬顶，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。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，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。说实话，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我说话。应当说，与礼平相比，先生平时很少骂我。就算我背不出书，他也只是打个哈欠，摆摆手，让我离开。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相待，而是我这样一个人，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。因此，你可以理解，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，将半塘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，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。

先生听完了我的话，与师娘对望一眼，半晌不说话。

最后，师娘怒气冲冲地说：“如今不是新社会吗？不是有婚姻法吗？春琴那孩子，才多大年纪？顶多也就十五六岁，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？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，把她说给定邦。她娘也是应承过的，风都放出去了，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，什么意思嘛！四儿也真糊涂，红口白牙许了我，怎好说变卦就变卦？再说了，他赵德正，轿夫出身，家里穷得连根针都找不见，日子怎么过得出来？要不，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塘跑一趟？”

“没用的。”赵先生说，“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，五迷三道的，早就失了心性。你去了，这话怎么说？依我看，这事不简单！一年不到，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，怎么说都有点邪门。这事不简单！”

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，示意我可以走了。

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，是先生说的：“都说瓦注者巧，金注者昏，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！”

说真的，刚才，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，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。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，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大队书记赵德正。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，就连我听了，也觉得两人不般配。不知为什么，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。我本来是要去池塘前的打谷场上找同彬的，却没头没脑地穿过弄堂，来到了后村婶婶家的大门前。

不过既然来了，时间也到了中午，那我就进去吃口饭吧。

奇怪啊！刚才，我明明瞅见婶婶坐在门前的碌碡上，跷着二郎腿正在吃饭，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呢？这才多大工夫，婶婶家的大门忽然关得严严实实。我敲了半天的门，堂哥赵礼平这才把门打开。婶子和堂妹赵金花坐在一张矮桌边，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。婶婶问我有什么事。我那时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，还只得硬着头皮对她说，我是来吃饭的。

“吃饭？”婶婶笑了笑，“这时候哪还有饭？我们早就吃过了。一粒米都不剩。真是不巧，你要是早来一步就好啦。”

我的堂哥礼平飞快地摸了一下他的小油嘴，也在一旁帮腔道：“早上剩了点红薯粥，我们早就喝了个精光，没啦！”

我那小堂妹赵金花，那时才五六岁，竟然也跟着他们拼命地点头。我后来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堂妹，甚至于有点厌恶，大概跟记忆中这个铭心刻骨的场景有点关联吧。我瞅见婶婶家的灶台上还冒着缕缕热气，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好闻的香味。不用说，那是青蒜末和腊肠丁混合着焦米饭的特殊香气。我只好自认倒霉。

父亲不是会算命吗？他或许已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，大概没有多大问题，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。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，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爸爸早上出门，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。我回家去吃油饼好啦。”

没想到，婶婶一听我这么说，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，“你说你这孩子，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！你们家明明有油饼，还到我家来要饭吃！”

“要饭吃”三个字锥心刺骨。我拼命地咬着嘴唇，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。跟婶婶告了别，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，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。我走到弄堂口，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漏着棉花的灰袄，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，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郎，正朝我走过来。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。我只能据实以告。叔叔愣了半天，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，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我跟在叔叔身后，一步也不落下。他去猪圈，我就跟着他去猪圈。叔叔把猪郎牵到猪圈里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，在猪栏外的木桶里抄水洗了洗手，这才进了屋。这一回，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，似乎在问：你又来干什么？

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，对婶子说：“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。他在姚家桥遇见我，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。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。”

婶子道：“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。喝了早上剩下来的一点粥汤，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，哪来吃的呀？”

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，毫无防备之心，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。叔叔是个实诚人，听见她这么说，就吩咐道：“那你赶紧舀点面来，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，点点饥吧。”

没想到，叔叔这一说，婶子突然就暴怒起来。她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，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：“狗日的，这么不明事理！成天牵着你那猪郎，日完东家日西家，我看你是日昏了头！你哥哥放个屁，闻着也是香的，他的话就是圣旨啊？吃了黄狗屎，不识好歹。我们家哪来的面啊？过年包馄饨的面，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？”

被婶婶这一骂，叔叔也没了主意。他抄起一张葫芦瓢，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，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，把瓢一扔，推开门，到里屋“挺尸”去了。他这一走倒不要紧，落下我一个人，实在不知如何是好。在那个时刻，我忽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“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”这句话，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。

事到如今，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。只记得，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，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，让她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。

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，已是满天的星光了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（惟恐把我吵醒），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。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。我穿好衣裳，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。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，隔水蒸热了，端到了我面前。

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。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，肉只有两块，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。父亲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，塞到嘴里，一边得意地问我，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？他坐在桌边，抽着烟，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。我每吃一口，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。我不由得停下筷子，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。

他想了一想，说：“要不你给我剩一口？你要是饿，全吃光了也没事。”

听父亲这么说，我就知道他没有吃饭。很有可能，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。他走了十多里地，给我捎回来，就是为了让我闻闻肉味。我只吃了小半碗饭，用筷子将那两块肉埋在碗底，装出吃饱的样子，对父亲打了个饱嗝，就上阁楼睡觉去了。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，我没搭理他。

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，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。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，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，开始抹眼泪了。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。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，我因为吃了伴着龙糠的油泥，拉不出屎，肚子胀得像鼓一样，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时，哭过一回。

父亲在灶堂里流泪，我也在阁楼上哭。

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。

我也一样。

那天的后半夜，我蒙眬中听见父亲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来，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。就在黑暗中那么呆坐着，不说话。我背过身去装睡，也不搭理他。后来，在不知不觉中，真的睡过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床后，发现自己的裤腰带不见了。哪儿都找不到。开始，我有点疑心，会不会是父亲把我的腰带自己拿去用了，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太可能。父亲凡事心细如发，不会如此行事。

我揪住裤腰，从阁楼上的梯子上下来，发现那根腰带在父亲的床铺上被摆成了一个圆圈。父亲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拿开腰带，掀开被褥，发现里面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的圆鼓鼓的东西。打开衬衫，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缸。揭开瓷盖，里边有一个烤白薯，还有半截玉米。手一摸，还是热的。

我坐在门口的路槛上啃玉米，看着被风吹皱的塘水。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，来到了院子里。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芫荽，对那个陌生女人道：“这就是他家。”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，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，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。说完，她就颠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。

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，头戴绿方巾，颧骨高耸，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。大脚，大手，大脸盘。说的是江北话，满脸带着笑。

她说她从泰州来，早上坐头一班船到大港，然后一路打听，来到了我们村。她没说有什么事，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。随后，又反复追问我，到了天黑，父亲会不会一准回来。听她的口气，她本来是准备呆到天黑的，只是到后来临时又变了卦。

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毫无必要地把我拉到身边，用两腿紧紧地箍住我。摸我的手。摸我的胳膊。摸我的头。最后，她又让我坐在了她的腿上。她的眼睛里亮汪汪的，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。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人挨得这么近，有点不太习惯，下腹部有一阵既舒服又难受的抽搐。

她摸了我半天，忽然问我，家里有没有石碱？我在水缸边的灶台上找到一块石碱递给她，她就起身烧了半锅水，把我按在木盆里，给我洗头。洗完了头，又帮我洗了脸，洗了脖子。满盆的清水不一会就变得乌黑。她在给我洗头的时候，告诉我三句话。她让我牢牢记住这三句话，一字不落地转告父亲，而且只能在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，才能把这些话告诉父亲。要是别人问起，“打死了也不能说”。

第一句，泰州那边来人送信；

第二句，南通的徐新民被抓，事情不太好；

第三句，要做最坏的打算。

她说完了这三句话，又让我重复了两遍，这才放心。我问她，“徐新民”是哪三个字，妇人说，她也不懂是什么字，只晓得是这个音。据此，我马上就可以判断出，这个女人不识字。她从门背后找来一块围腰，替我把头擦得干干净净。然后，她又端详了我半天，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，说了一句让我终身受用的话：“我还从没见过眉眼生得这么俊秀的孩子。”通过这句话，我对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概念。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，让我到院子里去呆一会儿，顺便把头发晒干。正因为多了“顺便”这两个字，我立刻意识到，她是在把我支开，以便用一下我们家的马桶。

妇人来到院中，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对我说，她得赶紧走了，一会就要变天了。下午会有一场大雪。

说实话，虽说她嘱咐我的那三句话，已经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感，对她的离开，我多少有那么点依恋不舍，但她说下午会下雪时不容置疑的口吻，使她的形象再度变得陌生起来。我不得不再次抬头打量她。我觉得她是在说梦话。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！一朵朵雪白的云絮，堆在蘑菇房的屋顶上，瓦蓝瓦蓝的天空下，没有一丝风。更何况，眼下早已开了春，池塘边的柳枝上已经垂下缕缕鹅黄色的丝绦，这时节怎么会下雪呢？

她已经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往前走了一段，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，又转身走了回来。她来到我身边，也不说话，抓过我的一只手，塞给我两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。我看见她的身影在风渠岸的大坡上一点点地变小，一会就看不见了。过不多久，她头上的绿方巾，又在对面的土坡上一点点地变大，一直升到坡顶，然后向西，很快就消失在一道灰蒙蒙的山梁背后。

我对于父亲让我去德正家吃饭感到困惑不解，也可以说有点恼火。好像他嫌我昨天在婶婶家所受的折辱还不够似的。德正家正在起房造屋，家里木匠、泥瓦匠、帮工一大堆，饭菜自然不会差，但在我眼中，德正要比婶婶可怕一千倍。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。不过，父亲既然这么吩咐了，恐怕自有他的道理吧。我是抱着父亲交代给我的某种使命（而非单纯的口腹之欲）前往德正家的。我还带上了竹篮和镰刀，打算吃完饭就去他们家后面的磨笄山寻草。有了竹篮和镰刀打掩护，我心里踏实了一些——一旦在德正家碰了壁，没人招呼我吃饭，我就可以装作是出来寻草的，悄悄走开就是了，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。

我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小院边上，迎面遇见唐文宽挑着粪桶站在了路当中。他朝我不怀好意地傻笑。我要从篱笆这边穿过去，他就用右边脏兮兮的粪桶挡我的路；我要从挨近池塘的一边绕过去，他又用左边的粪桶来拦我；我要从他扁担下钻过去，唐文宽就蹲下身来。没办法，我只得停下来与他搭话。他见我站住了，索性歇下担子，把扁担往粪桶上一搁，坐在担子上与我说话。他的笑有点不太正经。

“你妈妈来看你啦？”

“我妈？在哪里？”

“刚才从你们家出来的那个大屁股女的，不是你妈妈？”

“她不是我妈。她从泰州来，给我父亲捎口信来的。”话一出口，我就被自己的轻率吓得魂飞魄散。那个好心肠的女人再三叮嘱我，不要把她到访的枝节告诉任何人，可她人还没走远，我就已经将这个秘密泄露给了第一个遇见的人。好在唐文宽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他继续一本正经地朝我眨眼睛，笑道：

“傻孩子！她就是你妈妈。我认得她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现在就去追。别愣着呀，放下篮子赶紧去追。她这会最多走到十八亩，你要去追，完全来得及。快跑，咚咚地跑！抄近路，追上她，什么都别说，缠着她，跟她回家。她们家就住在城里的糕饼街。右边有一个油条铺子，左边有一个麻花铺子。她家里养着两只雀子。一只金雀子，一只银雀子。每天早上，金雀子从油条铺子叼回一根油条，银雀子从麻花铺子衔来一根麻花……”

我知道他在愚弄我，可也拿他没办法。他就喜欢与村里的孩子嬉闹，一旦编起故事来，出口成章，用不着打底稿。这就好比在他家听说书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，哪些故事是书上写着的，哪些故事是他随时编出来的。关于我母亲的这篇故事还没有说完，他老婆王曼卿已经在水码头边叫他了。唐文宽笑嘻嘻地站起身，挑起粪担，似乎意犹未尽，又对我说了一大串古里古怪的话，我连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每当他说出那些谁也听不懂的鬼话时，总是一动不动地观察我们的反应。他大概很喜欢欣赏我们脸上疑惑不解的神情吧。说怪话，是唐文宽与孩子们恶作剧的最后一幕，好比餐后的点心，而最后，照例是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来收场。

好不容易摆脱了唐文宽的纠缠，我刚走到祠堂边，就看见堂哥赵礼平也拎着篮子，从柏生家的草垛边闪了出来。我有点不想搭理他，就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，并暗自加快了步子。

礼平很快就撵上了我。

他问我到哪里去。想到昨天中午他对我的无情无义，我故意大声对他说：“赵德正请我去家里吃饭。”礼平明显地愣了一下，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我，像影子一样在我身后紧紧地跟着。我走他走，我停，他也停。每往赵德正家走近一步，我对他的厌恶就增加一分。

有两个妇女在打好的地基上往墙缝里灌浆。德正和更生两个，拉着尼龙绳，正在地上撒石灰线。我到了近前，故意在德正身前身后晃悠，以便让他看见我，好招呼我去吃饭。可德正画完了石灰线，又帮着马老大拌麦秸泥去了。直到马老大问我，那个戴绿方巾的女人打哪儿来、是我们家什么亲戚时，德正总算是意识到了我的存在。他转过身来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礼平，“吭”的一下擤出一把鼻涕来，搓了搓手，慷慨地对我们命令道：“你们两个小鬼，这时候才来？赶紧去吃饭！”

他说的是“两个小鬼”。明明白白。我和礼平同时扔掉了手里的草篮和镰刀。在奔向饭桌的过程中，礼平跑得飞快，把我扔下了一大截。

德正家的新房就建在磨笄山下。除了几座坟包和一丛丛的杂树，附近没有一户人家。因为新房还没有建起来，没有生火做饭的地方，赵德正就借了离那儿最近的小武松家，给木匠和泥瓦匠供饭。我和礼平一口气跑到小武松家，工匠们早已吃完了饭，歪在桌边剔牙了。虽说饭桌上只剩下了些冷菜残羹，但没有大人的管束，我和礼平都吃得十分尽兴。等到小武松的老婆银娣把一碗剩汤热好了重新端上桌来，我们因吃得太多，已经感到微微有些头晕了。

从武松家出来，礼平建议我们去山上的便通庵寻草。他腊月里曾去过一次，便通庵前的池塘边长满了肥嫩的青草。去便通庵要翻过一座山包，路途虽然远一些，但我们撑得满满当当的肚子，正需要一段山路来消食。

我在路上吃了一颗糖。我把漂亮的玻璃糖纸剥开，将糖捡入口中，再将红色的糖纸在手心里抚平，凑在阳光下，两面看了看，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它叠好，放入裤兜中。整个过程，多少有点炫耀的意味。我原以为礼平会立刻跟我要糖吃。如果他要，我当然会给。可礼平一声不吭，假装没看见。那颗糖反而成了负担。等到我们开始爬山的时候，礼平一只手箍住我的肩膀，假惺惺地对我笑道：“你嘴里什么味？怎么这么好闻？”我马上就把兜里的那颗糖掏了出来，给了他。

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树丛里，看见雪兰拎着满满一篮猪草，后边跟着她弟弟小斜眼，正从山坡上下来。礼平就叫住了她，要和她斗草。雪兰看了看礼平，又扭头看了看我，也不说斗，也不说不斗，而是怯怯地笑了一下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两个都有糖吃，哪来的？能不能也给我一颗？”礼平就笑嘻嘻地朝她走过去，将脸凑向她耳边。雪兰傻呵呵地笑着，主动把耳朵侧向他。小斜眼拽着姐姐的裤子，仰头看着他们。礼平说：“你嘴巴张开，我把糖吐在你的舌头上。”

雪兰的脸陡然阴沉下来，凶狠地瞪了我们一眼，对着礼平骂了句“我日杀你家妈妈”，一把拽过她弟弟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站在磨笄山的山顶，矗立在对面山梁上的便通庵便可尽收眼底。这座古庙不知何时所建，我们只是听说，村里的媒婆马老大在还俗之前，曾在这座寺庙里修行多年。这座荒寺是我们大队最北的边界。寺庙的北坡下，有一道清澈的溪流，人称“金鞭湾”。金鞭湾月牙形的河道围住了一个蓊蓊郁郁的小村庄，名叫“野田里”。

野田里再往北，就是滚滚长江了。

便通庵虽说近在眼前，仿佛伸手可触（我甚至能够看见池塘里凫游的野鸭），但要走到那里，却并非易事。因为它与磨笄山之间还隔着一条长满荒草和荆棘的深壑。在闹饥荒的那些日子里，父亲成天躺在床上，眨巴着眼睛算命。他最终算出的结果是：既然便通庵的池塘夏天开满了荷花，到了深秋时节必有莲藕可挖。可是，当父亲叫上瘸腿的叔叔，扛着铁锨，提着马灯，连夜赶到那里的时候，还是晚了一步。那座池塘早已被人掘地三尺，翻了个底朝天。

“还去吗？”礼平缩着脖子，抖抖嗦嗦地朝便通庵的方向指了指，语调中有一丝为难和担忧。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为何要这样问。刚才还是好好的晴天，转眼间已变得一片昏黄。风向稍稍偏向东北，大片的乌云缓缓地朝我们头顶压过来，细盐似的雪粒，扑扑簌簌地打在我们身上，在山上的乱石中跳跃着。紧接着，雪珠变成了雪霰。很快，雪霰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飞絮，天空转而变得阴暗沉黑。

不大一会工夫，在漫天的雪幕中，便通庵已经看不见了。

一直等到地上有了一层积雪之后，我和礼平才转身往家走。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上午来家的那个女人。这个来无踪去无影、头戴绿色方巾的妇人居然如此神通，明显不是一般人。她大清早急匆匆地赶来送信，想必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。如果她的家果然在泰州，如果她走得足够快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过江的船上了吧。

我又想起了“徐新民”这个名字，想起了她让我转告父亲的那三句话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有些害怕起来，周身掠过一阵冰冷的颤栗，心里像是压了块石头。

德正原是村里的一名轿夫。

他出生后不久，母亲就过世了。他的父亲赵永贵是个酒鬼，每天靠挖树根得来的一点钱，差不多都被他换成了酒，喝到了肚子里。赵德正五岁那一年，父亲在吐了满满一钵头鲜血之后，趴在桌上死了。村里那些有见识的人凑在祠堂里一合计，就由赵锡光做主，把他们家两间破砖房变卖了。大部分钱用来还债，剩下几文铜板，连棺材都置办不起。最后，他们好说歹说，从更生的父亲手里买下了一个旧衣橱，把中间的槅板去掉后，将赵永贵的尸体斜塞了进去，草草安葬了。村里人觉得帮人应该帮到底。过了头七，他们就派人把赵德正送到了江北的高桥，让他去投靠开豆腐店的舅舅。没想到，不到一个月，赵德正又从江北回来了。多半是他娘舅嫌他累赘，不肯收留他。

这么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，连裤子都没有，成天在村子里晃荡，时间一长也不是事。几个好心人又来找赵锡光，让他出面拿个主意。那时，赵锡光因小老婆冯金宝刚生了一个死胎，心绪正恶，就对来人蹙眉道：“俗话说，救急不救穷。他们家的事，我已替他料理停当。他嫡亲的娘舅不要他上门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随他去吧！”村里人只得转过身来去找赵孟舒。孟舒略一思索，就对来人建议说，不妨把这孩子安顿在祠堂里。看守祠堂的三老倌，八十多岁了，也正缺个帮手。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。老人们因记挂着这个没爹没妈的小可怜，家里有了好吃的，总要匀出一点往祠堂里送。到了刮风下雪的冬天，村里穷人家的孩子也不一定个个都有棉裤穿，赵德正倒是一样都不缺，虽然是旧的，却也足以御寒。

大概是因为吃百家饭长大的缘故，德正成年后反而比一般孩子长得敦实健壮。他是村里仅有的两个能把碌碡举过头顶的人之一（另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小武松）。他平常除了给人抬轿之外，偶尔也会在邻近各村给人打短工。有时，也会帮人抬棺材。赵德正平常不爱说话，但性情刚烈。不论哪家有事请他帮忙，他总是随叫随到，分文不取，村里人倒也心安理得。每个人心里的盘算都是一样的：既然众人合力将这个孤儿抚养成人，如今已经到了他回报村人的时候了，让他卖点力气，理所应当。

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〇年初。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。他们召集全村的男女老幼到祠堂开大会，推选农会主任。邻村为争当农会主任而打破头的事时有所闻，但在我们村，情况恰好相反。大会一连开了三天，就是无人愿意出头担任农会主任一职。工作队的干部们分头上门，挨家挨户地调查研究、说服动员，最终仍然一筹莫展。到了后来，就连村民大会都开不起来了，勉强到会的几个妇女照例是蔫头巴脑，一声不吭。工作队在村里呆了三个月，连个农会主任都选不出来，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情况逐级上报，一直报到县里的主要负责人严政委那里。严政委也不敢怠慢，二话不说，乘坐一辆吉普车，亲自来到我们村一探究竟。

据说，严政委是从徐蚌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脑子里还有一枚弹片没有取出来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？他在村里东转转，西逛逛，见到人就拉住他们聊家常，不到半天的工夫，心里就有了底。

第二天早上，又开村民大会。村里的男男女女都想看看县里的大官长什么样，也不用敲锣，都早早地赶到祠堂里，听他讲话。严政委倒也没有多余的套话，一开口就单刀直入。他说：

“儒里赵村之所以三个月还选不出一个农会主任，是有人暗中捣鬼。有人暗中捣鬼，是因为他自己想当这个农会主任。这些人从旧社会过来，总是用老眼光来打量我们共产党人。他们认为，只要给我们出个难题，让我们出个洋相，给我们一点难堪，我们的事情就办不成了！事情办不成了，我们就会回过头去求他。三请四邀，三顾茅庐，还要用八抬大轿去请他出山，来维持地方（严政委说到这里，坐在前排的几个小年轻，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瞅着冯金宝。冯金宝则低声骂道：‘日你妈的烂屌芯子！看什么看？我脸上也没写着字。’）。好嘛，你不是要跟我们唱对台戏吗？我们就跟你唱一唱。你不是想让我们上门去求你当这个农会主任吗？我们偏不让你当！也罢，今天我们大伙聚在一起，先不选什么农会主任。选什么呢？就选村里最穷的人。你们村里谁最穷，就让他来当这个农会主任。本来嘛，新社会就是要让穷人当家做主，天经地义。谁最穷，谁就来当这个家，做这个主。”

严政委的这番讲话，是由父亲后来绘声绘色地告诉我的。他说他记得一字不差，恐怕有点吹牛。但村里其他人的转述，也大致差不多。严政委刚讲完话，红头聋子朱金顺就第一个站了起来，嚷嚷说：“若要论我们村里最穷的人，那就是赵德正了。根本不用选，这个人，穷得叮当响，打小没爹没娘，可以说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地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”他这一嚷，祠堂里传来了一阵哄笑。

严政委倒是不笑，他和工作队的几个人严肃地商量了一阵，果真就招呼德正站起来“亮亮相”。可惜，德正那天不在现场。他送一个会弹琴的和尚回镇江的金山寺去了。据说，那天傍晚，赵德正从镇江回来，听说自己被选为农会主任，吓得腿都软了，半天不敢进村。

确定了农会主任的人选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民主评议。严政委让大家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，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。村里人大概一时半会还没从巨大的疑惑和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一个个都低着头，没人吭气。严政委见无人反对，正要宣布散会，一个年轻妇女突然红着脸站了起来（我婶子拉了她好几把，愣是没把她拉住），大喇喇地说：

“我不同意！”

严政委仔细地打量了她半天，随后就笑了。他问她为什么不同意，语调突然变得十分和蔼。那位妇女高扬着脖子，大大方方地说了赵德正不能当农会主任的几条理由，而严政委则耐心地逐条加以解释。她说，赵德正不识字。严政委就说，不识字没关系，可以慢慢学嘛！没有人生来就是识字的；她说，赵德正是个闷屁虫，要是上台作报告，保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严政委说，我小时候也不会说话，见了人就躲，没关系嘛，只要他不是哑巴，锻炼锻炼就好了；她说，赵德正出身微贱，靠村里人的施舍长大，现在反过来了，让他在全村人面前吆五喝六，发号施令，有点不太合适。这抬轿子的管着坐轿子的，自古以来没这规矩！严政委说，那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破一破这规矩！她还说了些别的，严政委笑呵呵地都给她逐条驳了回去。

最后，这个妇女看上去有点恼火，她扯着嗓子对严政委喊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农会主任，我也能当！”

祠堂里又是一阵哄笑。

严政委也笑了起来，“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。”

三天后，乡长郝建文带着几个乡干部，来村里正式宣布对赵德正的任命，那名妇女也同时被增补为农会副主任。他俩很快就被送到乡里，在基层干部学习班培训了两个月。在这之后，赵德正换上了一身新衣新帽回到了村里，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农会主任。而那位妇女却被抽调到县里继续学习去了。一年后，她改任乡里的妇女主任。乡里就临时安排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高定邦，与德正搭班子，当了他的副手。

五十多年后，我在蚊声如雷的炎炎夏日写下上述这段文字时，内心感到了一种难言的痛楚。唉，世事变幻，鬼神不测，不说也罢。我相信，聪明的读者读到这里，多半已经猜到了其中的原由了吧。关于这件事的种种曲折，我们不久以后就会谈到。

赵德正当上农会主任后，村里人不得不用全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个孤儿。他们说，赵德正天生就是做官的料。你看他一米八的身板，脸色阴沉地往台上一站，确实有一点不怒自威的气派。他平时不爱说话，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优点——因为只要他金口一开，往往就是命令，容不得你去跟他讨价还价。念报纸和读文件一类的事，他是不屑于干的，全由高定邦代劳。他做起报告来虽说脏话连篇（据他自己说，若不带脏字，他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），居然也能条分缕析，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，一二三四五，点点不漏。连郝乡长都夸他“这狗日的，话糙理不糙”。后来，德正入了党，他的官职由农会主任变成了指导员和教导员，再后来人民公社成立，他就成了我们大队第一任支部书记。

可德正也有一样不好：他习惯把自己的副手高定邦当家奴一般使唤。开始，定邦还能隐忍，再往后，就有点面和心不和。特别是当农会的另一名骨干梅芳嫁给了他弟弟高定国之后，三个人“连起党来”，开始公然与赵德正作对。到了一九五八年“大跃进”，高定邦撇开赵德正，成立了一个军事化的组织，名为“青年突击营”，高定邦自任营长。他们有一句响亮的口号，成天挂在嘴边，村里人人皆知，叫做：“背起包，跟我跑！”

后来，村子里有传言说，梅芳实际上同时嫁给了兄弟俩。她前半夜与定国睡，后半夜则由哥哥定邦享用。这多半是村里人闲极无聊而编出来的瞎话，根本不足为信。据说，这事首先是从小武松的老婆银娣口中传出来的。而银娣之所以知情，是因为她与村中几个胆大的妇女，有半夜潜入人家窗下听壁根的恶习。我记得去年秋末的一天，我的堂哥礼平不识相地向银娣求证此事的真伪，后者气不打一处来，一个巴掌在他脸上拍出了五道手印，仍觉得不解气，又在礼平的屁股上踢了一脚。这件事也是导致我婶婶和银娣多年失和的原因之一吧。

一年春天，严政委来乡里检查工作，专门来到儒里赵村，看望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这位部下。他没有回到乡里去住宿，而是在赵德正居住的祠堂里过了一夜。那天晚上，春雷一夜未停，瓦缝中的漏雨打湿了半边床，两人索性披衣坐起，在昏暗的油灯下谈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严政委临走前，特地交代赵德正说：

“老伙计，艰苦朴素是必要的，但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。你琢磨琢磨，选个地方，给自己造个房子吧。砖瓦你自己想办法，木料我替你解决。”

那个年代的官，说话还是算数的。严政委给大路林场的厂长打了个招呼，没过多久，厂长就派人给德正拉来了七八根粗大的圆木。这些木料长年堆放在祠堂院中的阅台上，任其日晒雨淋，木色渐渐发了黑。很快，阅台上的蒿草就把它们盖住了。

德正一直没想为自己盖房。当他缠着郝乡长，要在村里办一所学校时，这批木料被他作为重要的筹码，与郝建文软磨硬套，“你看，建校舍的木料，我们都已准备齐了，只要上面批下来，我们可以立刻开工。”

他在祠堂里住惯了，觉得这样挺好。可那些由新珍或银娣介绍过来的对象却不这么看。她们抱怨说，人长得丑一点倒也无所谓，若在破败、潮湿、散发着霉味的祠堂里成亲，不说别的，一想到旮旮旯旯里的那些老鼠、蜈蚣（说不定还有赤练蛇），就让人受不了。据说，三老倌当年就是晚上睡觉时被老鼠咬破了鼻子，得破伤风死的。父亲后来告诉我，当他第一次去半塘为德正提亲时，春琴的母亲一听说德正还住在祠堂里，就拉下脸来，皱眉道：“要是没有新房，所有的事都免谈！”

窑头赵村有一个名叫骆金良的窑工，原先与赵德正一起给人抬过轿子，两人私交甚密。骆金良是个有心人。每当砖瓦出窑，骆金良就把那些缺边少角的断砖残瓦，悄悄地捡出来，堆放在窑厂边的一个草棚里。到了去年年底，他估摸着这些砖瓦足以建造三间大瓦房了，就让他女儿来到我们村给德正送信：砖瓦有了，新房可以随时开工。

小木匠赵宝明对德正说，正月里天寒地冻，不宜大兴土木。可既然春琴已答应嫁过来，德正根本就不管这一套。元宵节一过，他的新房就在刚劲的北风中开了工。

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，同彬已经在焦急地计算德正家上梁的日期了。他让我一旦打听到上梁的准确日子，就“马不停蹄”，立刻向他通报，“他妈的，上梁的前一晚，老子豁出去了！不睡觉等天亮，你呢？”同彬还说，要是等听到鞭炮声响起，再从床上爬起来冲过去，馒头和糖早就被人抢光了。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一过正月十五，德正家上梁的日子，已经成了我们唯一的指望。上梁时的情景，我们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到：领头的木匠师傅赵宝明，嘴里叼着烟，耳朵上夹着短铅笔，牛逼哄哄，跨在大梁上，一边放着鞭炮，一边满天满地地撒下糖果、糕点和馒头，别提有多神气了！他把糖果撒向东边，人群山崩海啸般涌向东边；他撒向西边，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向西边。这样的机会，谁愿意错过呢？

德正的新房快要完工时，忽然停了下来。停工的原因，说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竟然是屋顶的椽子没有着落。按照银娣的意见，不如赶到乡里，给县上的严政委打个电话，让他再给大路林场的姚厂长批个条子，“弄它百十来根椽子回来”。可德正说，严政委早已不在县里了，他调到地区行署当专员去了。小武松觉得老婆的想法有点太过费事，“大队的树多的是，我连夜带人去砍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这样最省事。你居着官，谁敢放个屁？”他们夫妇的主张，赵德正最终都没有采纳。他想出来的办法，在日后的几十年中，始终是村里人闲言碎语的话题之一。

他让小武松带几个人把磨笄山上那些无主的坟包挖开，尸骨拾掇拾掇集中掩埋，棺材板剖开刨光，刷上桐油，就是现成的椽子。小武松一听有理，连夜就找人平坟去了。木匠们嘴上不好说，心里都担心沾上晦气，伤了阴骘，背地里把赵德正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。

把棺材板剖开做椽子这件事，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江北他舅舅的耳朵里。听说了外甥的这个荒唐举动，夫妇二人就坐头班船从高桥赶了过来。舅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一会儿说“用棺材板盖房子生下的孩子没屁眼”，一会儿又说“那么多无名鬼聚在你屋里，三天一小闹，五天一大闹，过什么安生日子？你是我们嫡亲的骨肉，话不中听，都是为你好”。舅妈这么一嚷，舅舅彭传才也陪着笑对外甥道：“头顶上净是棺材板，这人呆在屋子里，跟躺在坟墓里有何区别？这事断断不行。你爹妈不在了，这事得依我。”

正在一旁抽烟的小木匠赵宝明一直铁青着脸，听见老舅不停地絮絮叨叨，最后也失去了耐心，“你老人家现在知道做主了。当初，五岁大光屁股的孩子投到你门首，你怎么就不替他做主呢？你老不让他用棺材板做椽子，那就别废话，赶紧回家运一船木料来是正经！”

一番话，说得老者面红耳赤，闭口无言。

叫舅舅、舅妈这一闹，原本铁了心的赵德正此时也有点忐忑。一天晚上，我和父亲都已睡熟了，忽听见德正在院外叫门。我看见阁楼下亮了灯，随后是开门声。德正进了屋，先是骂了一大堆脏话，然后把舅舅、舅妈出面阻拦一事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最后他对父亲道：“不如这样吧，你是算命先生，懂得命理阴阳。你给说句话，用棺材板做椽子，行，还是他娘的不行？”

父亲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我静静地躺在阁楼上，心里暗暗替父亲着急，出了一身汗。我在心里说，这事若是让我来回答，应当怎么说呢？如果说行，那房子将来真是闹了鬼，责任就将由我父亲一个人来承担；若说不行，那么多的木匠泥瓦匠等在那儿，你让德正一时半会到哪去找那么多椽子呢？所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难题。想来想去，没有什么好办法。

不过，很快，父亲的回答就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他没说行，也没说不行，而是嘿嘿地干笑了两声，说道：

“你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，连鬼神都会怕你们的。”

德正一听，哈哈大笑，拍拍屁股，走了。

在一场绵绵春雨中，德正家的新房悄无声息地封了顶。不论是我，还是同彬，都没能听见上梁的鞭炮声。到了这一年的国庆节，春琴就从半塘村嫁了过来，与德正成了亲。家家户户都随了礼，可因为人太多，酒席上坐不下那么多人，德正就让每家派一个代表来喝喜酒（当然，我们家和小武松家是例外，都是全家出动）。定邦和定国两兄弟没在婚礼上露面，由梅芳一人做了代表。她带来了一床被面、一对枕巾，也带来了一大堆阴阳怪气的刻薄话。

在婚礼的前一天深夜，父亲让我把家里那头又肥又壮的母羊献宝似的牵到了德正家。到了第二天，这只羊作为宴席上仅有的肉类，很快被宾客们分食一空。按理说，大人在一起喝酒，我们小孩子照例是不许上桌的，但德正却一定要让我和父亲并排坐在一起，对于什么“父子不同席”一类的规矩，完全不予理会。按风俗，在宴席的末尾，新娘子春琴，得由德正领着，挨个给宾客们敬酒。当她来到我们桌前敬酒时，却板着脸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故意跳过我们父子俩，就当没看见我们。德正抱歉似的朝父亲笑了笑，也只得随她去了。

当春琴端着酒杯，走到赵锡光身边时，赵先生拱了拱手站起身来，像是不经意地对春琴道：“新娘子今年贵庚？”春琴脸一红，转过身看德正。德正又回过头去看他的岳母。春琴的母亲正端着一盆豆腐来上菜，赶紧笑了笑，接话道：“虚岁二十一了。”

赵锡光当时没说什么，可一下酒桌，就在村里四处放风说，春琴这孩子，最多不过十五六岁，还在长身体呢，“真是作孽，也不怕天打雷劈！”

听见赵先生在河边大发感慨，正在院子里晒衣裳的老福实在听不下去，就冷笑着回了一句：“都说赵先生好记性，你们家金宝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多大？”赵锡光一听有人跟他较真，提着虾网，趿拉着木拖，一猫腰，消失在燕塘对岸的树丛里。

不过，赵锡光的话想必不会错。因为春琴嫁到我们村后，不到一年，个子又蹿高了一大截。（未完待续）

（《望春风》仅用于“一校一书”活动阅读，不得用于商业用途。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图书馆已订购册此书的纸本图书，到货后将下发至各学院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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